中国文化正前所未有地“不属于”中国人 --- 成都古木制衣厂,成都服装厂

20年前，贾平凹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浮躁》。1998年，龙应台以“这个动荡的世界”来命名自己的一本杂文随笔集。1918年，现代新儒家梁漱溟与父亲谈起欧战，父亲问他：“这个世界会好么？”这个问题从今年年初随着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问到现在。而去年，美国托马斯·弗里德曼似乎对此已经作出回答，他写了一部《世界是平的》。

“平”是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，类似足球是“圆”的，永远没有演算出来的结局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球化，已经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。人们担心的是，经济全球化能否导致文化全球化？如果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动力，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，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，那么，文化全球化谁是施动者谁是受动着——文化全球化及其主导下的跨国文化传播，会不会是以西方化、美国化为其内容的文化一体化、同质化？

毫无疑问，这些问题大得让人无所适从。在新千年的第七年，我所能看见的中国文化，首先是新闻上的解读。这些年我的感官似乎在被说服：中国在世界文化上的版图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在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深入广泛。比如，全球的孔子学院有多少家，有多少人在学习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如何惊艳各类文化交流活动。甚至，一个在国际影坛上脸熟的女星，穿一个中国肚兜就足以引起文化上的尖叫——这都是“中国骄傲”。从这样的解读方式来看，中国文化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的简称。谈论中国文化的语境，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大库。

而其实，我所看见的中国文化，又憋闷得让人不知所措。我们的家书越来越少，渐渐成为孤本绝版，相伴而生的中国书法丧失气息升腾的民间基础。中国现有可考的275个剧种，现在“有戏”的还有多少？中国民间传统技艺，也濒危到了需要抢救的地步。还是新闻上的解读，资金投入是首要问题。汉服甫一出现，就被冠以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表演。以“孟母堂”为代表的现代私塾，首先从程序上被予以否定。传统文化的展示，在借助经济搭建起来的舞台上，从属卑微接近戏子。这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桌面下的感受。深层次的文化是什么？文化的表面高温，与我们内心所感知的文化体温，是不是外热内冷？

情形就是如此：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宝库，重视到还没有采取最好保护方式和保持最理想的态度的程度。而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，其实已经在做深入的研究。文革在中国，文革学却在国外。敦皇在甘肃，而敦皇学却不在中国。美国有人在研究中国的《山海经》，日本有派来扎在云南的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文化，韩国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地学习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，前所未有地“不属于”我们自己，有人比自己更心疼自己的孩子。

我不懂围棋，对中日韩围棋的称王争霸却很感冒。在324格的围棋棋盘上，儒雅沉着的棋手到最后总是流着瀑布汗捉对厮杀。中国棋手的输赢，总让我联想到三国在文化上的对弈。哈日哈韩的中国城市少年，套着夸张的肥大衣裤，踩着滑轮在大街上呼啸而过，路边的店面是节奏感很强的说唱歌曲。向中国学习的韩国文化，和向美国学习的日本文化，已经渗透到西南这个并不发达的省份。韩国的餐饮店、服饰店开到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注重匠人文化的日本，动漫和数码产品精良得让人无法拒绝。《大长今》在中国热播之后，我们推出中国版的大长今《女人不哭》；《阿信》之后，我们在《阿容》里制造了自己的阿信。我怀疑同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，就像说七夕是“中国情人节”，在说法出来之前，我们已经丧失了自己对文化的本位感觉与认知。

到这里，“文化尊严”是凸显的问题。前些天，北大阿忆博士的一声叹息让大学老师的工资单成为热点新闻。大学无疑是文化的坚实阵地，但学者们的处境令人唏嘘。为了完成导师的遗愿，有的人在监守枯闷的学校做最后的研究，到最后也会计划离开。“应该活得有钱”，是很多搞文化的人一直想说，却一直不说的心里话。在目前的中国，学术超男易中天是少数，不足以成为一种生活范本。黄集伟收集到一句话：我们的大街上不见兵荒，不见马乱，但就是兵荒马乱。这是令人发慌的时代，工资、住房、起码的服务，还与我们的生活体温息息相关。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与国民生活的稳步提高，还不是绝对成正比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的深度幸福必须回到中国文化里，那么，我们首先要活在生活的体温里。

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，美丽的姑娘和营养不良的小伙，像飞蛾扑火一样投放到了城市群的建设。但城市最终不属于他们中的大多数。没有足够的人，故乡不足以成为故乡。没有足够的人，故乡的文化不足以繁茂如盛开的生命。没有足够的故乡，我们无法安放几千年的乡愁。没有故乡的文化，我们站在四通八达的路上找不到回归故乡的道路。

迟宇宙在一杯可口可乐里嗅到了文化全球化。我所能看见的中国文化对此的一点徵变：在那些纯朴的村庄，他们渴望城市生活，他们乐意接受可乐，而羞于把自己的文化当作文化。（网易文化专稿　作者：郑子语